1994年，黄洁夫成功进行了中国首例肝脏移植手术；1997年，他完成了亚洲首例肝肾联合移植手术，同时也成为中国肝脏移植发展的学科带头人。

11月28日，象征我国医药卫生领域最高奖项的“吴阶平医学奖”颁给了黄洁夫，而此前不久，黄洁夫刚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领取了2015年度的“顾氏和平奖”，成为中国大陆医学界首个获此奖项的得主。这两个奖项的前后到来，确乎意味着黄洁夫十多年来在器官移植领域的努力得到了国内和国际的共同认可。

顾氏和平奖以菲律宾二战期间的抗日游击英雄、政治家和人权活动家赫梅尼亚诺?哈威尔?顾氏命名，从2002年起，每年在全球范围内推举、遴选，嘉奖在科学、文学、医药、经济和国际事务等领域致力于促进人类和平并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和团体。

不过，黄洁夫获奖在国内引发关注可能更多来自另外的原因。作为前任卫生部副部长、现任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为中国器官移植法案的颁布和实施起到了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为构建人性化、合理化的器官捐献系统付出了诸多心血。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国家规定认可、并系统性在移植手术中使用死囚器官的国家。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民政部等六部门联合颁布了《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允许医疗科研部门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利用死刑罪犯的尸体或者尸体器官。从国际人道主义的角度看，这显然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情，因而面对国际社会的质疑，官方的声明和态度保持暧昧，直到2005年。

那年，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在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的卫生高层会议上，首次公开坦承，“中国使用死囚器官作为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话一传出，黄洁夫的不少朋友跟他讲，“你这个官可能做不成了，乌纱帽要掉了。”十年后，黄洁夫接受凤凰卫视的访问，回顾起这件事，对主持人说，“当时他们问我器官哪里来的。作为卫生部的领导，我自己还是个医生，所以我想有一个道德的底线就是不能说假话，要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 实际上，黄洁夫的大胆真话没有对他的仕途造成打击，而中国的器官捐献制度的建立则陆续提上日程。

2006年，第一次全国器官移植大会在广州召开；次年，国务院颁发《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2010年，器官捐献在全国部分省市试点进行；2013年，全国推行启动，确定和进一步细化了器官捐献的法律框架、组织架构，制定了中国器官捐献三类死亡判定标准。

这一系列行动中，黄洁夫贯彻始终，2013年他向媒体承诺，“不用两年时间，我国公民身后器官捐献，就可以完全取代器官移植对死囚的依赖”，今年1月1日，官方宣布，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

当然，质疑的声音再次出现，强制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可能引发地下市场的生根。对此，黄洁夫却似乎有强烈的信心，他认为，器官捐献的改革是一个自我革命过程，不用担心别人的质疑，更何况任何明令禁止的事情都有可能在看不见的地方发生。黄洁夫用事实举证，仅2015年，中国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者突破了2500例，其中已捐献的大器官有8000个。数据上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已处于亚洲国家首位。

信心对这位将近70的老人来说尤为重要，黄洁夫自认为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顾氏和平奖的青睐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器官移植生态的关注和一个阶段的肯定，而未来如何继续扶持新生、脆弱的器官捐献移植体系，还需要民政、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的黄洁夫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