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gratulations! As I told you, never give up, always insist, and everything you want will happen…

8月，我告诉远在巴西的前同事、德国记者Adrian，我终于被自己心心念之的杂志录用，他从海边发来的“贺电”，语气一贯地激情澎湃。Adrian是个“生命不息，折腾不止”的典范，参加过东德的马克思小组，在俄罗斯见证了制度的裂变，也扮过黑社会和买春客……这家伙对于生活的热情就像里约的阳光一样充沛泛滥，你永远不知道他的下一站是哪儿。你可以说他自信爆棚，但他确实从不纠缠于“能不能写好”的自我怀疑中。在我对文字始终缺乏足够信心的日子，他从未停止过对我的鼓励。

我写信告诉他，在《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对选题有选择权。编辑给题素来是以“征询”的口气，“对这个人有兴趣吗？愿意做吗？”记者的报题，也多半是从内心的趣味出发。幸运的是，杂志的定位、编辑的策划和喜好，和我自己的价值取向，多数时候都趋于一致。

“Wonderful！”我似乎看到了万里之外他飞扬的眉毛。

我还没告诉他的是，南人北京站经常会在办公室的电话例会后，再移步附近的咖啡馆，召开被称为“咖大”的业务漫谈会。写作技巧探讨、信息分享和八卦混杂的聚会，像无形的向心力，将我们这些个性不一的“同类项”粘合在一起。譬如，被称为“逻辑最严密”的“百科全书式”前同事小S（其实是丰腴男一枚）；还有天生的“社会活动家”、已从媒体转战视频领域的马李灵珊，都是“咖大”常客。

在写下这篇短文的12小时前，我在北京的理想国书房参加了一场沙龙。台湾作家骆以军、大陆作家阿乙、记者袁凌，以及桑格格、绿妖、文珍等青年作家，就文学的形式和意义热谈到深夜。

“不管是非虚构，还是后现代，写作就该贴着你的心，写那些你不写就会死的东西。”文珍的这句话，让我回想起上周的“咖大”，同事关军提到了“写作的自觉”。即在日常的写稿任务之外，发掘你内心真正的写作渴望——对，正是那种不写不一定会死，却“无法停下”的诱惑。

要满足这种诱惑，或许首先需要抵制掉一些其他的诱惑。

“靠，你说那个唐岩，跟我们同辈哈，当初也是网易的编辑，一夜之间居然就身家几十亿了，不然我们也……”在咖大侃大山聊开了，北京站同事卫毅不禁流露出艳羡的口吻。但我们都明白，他才是最不可能放下笔的那一个。今年写完电影《黄金时代》那篇封面文章，卫毅跟我们说，自己很久没有那么酣畅淋漓了：“有那么多的感受要抒发，根本停不下来，最后一气48小时，修改完成。”在微信朋友圈里，他基本处于潜水状态。“有两周我干脆就关了，让自己屏蔽掉无关信息吧。”

像我这种深度微信控，学会与记者不可或缺的海量资讯适度拉开距离，真正潜沉到对真实世界或是单纯文字的寻访里，也是一门必须掌握的修行。

这一年，耳边不时被一些不那么让人振奋的消息塞满：《纽约时报》裁员，从前的盈利大户广告大幅下滑，就连封新城卸任和朱伟退休，似乎也成了“一个时代已逝”的注脚。一位新闻专业姑娘有些仓皇地问我，“我们还没毕业呢，这世界都成这样了？！”

这些像蝗虫一样嗡嗡作响的声音，比冰冷的数字更让人觉得“无处可逃”。我曾问过我们的前同事、优秀的写作者杨潇：“你怎么看媒体转型？”他眨了眨眼：“就做你能做的事，写呗。”

我们真是处在最坏的时代吗？

中年沈从文在自杀未遂后，开始从事文物研究，并以此完成了后半生的“重生”。

移居罗马的盐野七生，从不理会日本学术界对她的恶评。50年里，她每天坚持只在上午写作，中午少食，在“连灯都没有”的书房完成了浩瀚的古罗马历史。

还有因《好声音》爆红的帕尔哈提，名利、舆论，秀场上的迷离和喧嚣，对他似乎从来无法形成别人都有的困扰。他就在乌鲁木齐的那间餐厅里“安静”地排练，去他喜欢的音乐节“找乐”。

时代从来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只看你会不会找到你的康庄道，或者同样自在的那条“夹缝”。

Just be what you are. 这是Adrian常跟我讲的一句话，它适用于以上我的2014采访对象，也送给走向2015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