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林，1939年生于北京。1963年起在天津机械厂工作，“文革”初期，因曾在报纸发表文章，加上父亲的资本家身份、祖父的地主身份，戴上“黑五类”帽子，由厂宣传科下放到车间做车工。1970年以“支援三线”的名义被调往贵州，历时5年。
我常说：“浩劫”这词儿用得好。
1958年，我高中毕业进厂当了工人。那是间七八千人的大厂，当时在市里很有名气，感觉自己即荣耀又幸运。荣耀于工人阶级的光鲜身份，幸运于“大跃进”一开始就享受上了工人口粮的“优越”计划供应标准。我饭量不大，没怎么挨饿，于是还有“很感激”，也于是，更加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干活。
刚开始是做车工，后来因为字儿写得还算顺眼，就被派去捯饰车间的脸面——黑板报。我是那种让干啥就干啥、要干就干好的老实人,车间脸蛋儿让我整治得月月评比拿第一。不久，厂里办报纸，我就被调去做了记者。
1964年，我给当时的《天津晚报》（《今晚报》的前身）寄去了第一篇稿，8天之后就发表了。当日，宣传部的一位小头头就把我叫去了，说：“报社来电话，问你的政治背景、工作状况、家庭出身等，是我告诉他没啥问题，那篇稿才得发表的。”我赶紧谢过，他站了好久，想说什么又没说，叹了口气，转身走了。后来得到证实，厂宣传部几次想调我过去，都因为出身问题而不得不作罢。我家祖辈是大地主，父辈是资本家兼反革命，这样的人在那个年代不比禽流感、埃博拉更招人喜欢。好在这些都被厂里瞒下了，第一篇稿子开了个堤口，两年里又陆陆续续发表了不少作品，直到1966年戛然而止。
因为，文化大革命来了。
冠以“文化”的革命，不是说用文化的姿态进行，而是首先要拿文化开刀。我们厂里会码字儿的有3个人，除我之外还有一个姓夏，一个姓华。果然，第一批大字报就有“打倒臭狗屎夏××”、“打倒小爬虫华××”的字样，名字上打着大红×，血淋淋扎眼。似乎感觉还不解气，第二天就又加上了“叛徒”、“特务”、“臭老九”等等一大堆名头儿。那些日子我一直睡不着觉，就趁着夜色，打着手电筒，战战兢兢在厂区里被糊得密不见墙砖的大字报海洋里搜索自己的名字，奇怪的是没有找到……
接下来就是游街。华师傅像大闸蟹一样被五花大绑，由几个人押着，脸上画着鬼脸儿，胸前挂着大牌子，上书“打倒反革命黑笔杆滑××”（不知道是革命小将们写错了字，抑或，他已经不配姓‘华’了）。一路拳打脚踢，摔倒了再拽起来，再摔倒，踹两脚再拽起来，脸上身上挂满了黏糊糊的口水痰渍，惨不忍睹。我缩在墙角，背过脸去，假装学习墙上的大字报，可眼前一片金光闪闪蝴蝶飞，一个字儿也看不见。
再后来就是遣送回乡，夏师傅被送回祖籍山东，临行前我去宿舍看他。我们俩紧紧拉着手，掌心的汗水都黏在一块儿了，手背上抠出了一圈圈红印。就那么握了个年深日久，竟是一个字儿也没说出口。临走那天，老夏10岁的大儿子在众人搬行李的时候突然跳到高台阶上，一把脱掉外套，奋力在当空挥舞，口中大喊着“叔叔大爷们，我们还会回来的！”
后来，这小屁孩儿长大去美国读了博士，不再回来了；他弟弟大学毕业后移民到了澳洲，老夏是美澳两头飞，忙得不亦乐乎。老华被整瞎了一只眼，死撑着活了下来，后来找机会调离了本厂，最终在某区文化局做了个小官儿。
还是说我。没人给写大字报并不代表被组织遗忘了，有天，厂里突然召集大会，我早早拎了个小板凳坐在墙角等。大伙儿陆陆续续进来了，我一直低着头，就感觉有人坐在了我身边，我悄悄抬起眼来，目光还没来得及聚焦，那人就一蹦三尺多高，像看见麻风病人一样抱头鼠窜了。当时，我隐隐感觉到：这回怕是不吉祥。
果然，会上厂部书记用悠扬悦耳的河南腔对我做了点名批评，批评我为何不与家庭划清界限、不深刻挖掘自己的剥削阶级臭思想、不严重批判根深蒂固的名利观念、不积极融入文化大革命热潮中……等等，足念了密匝匝六大篇发言稿，喷了唾沫星子一脸盆。接着有零零散散几个发言，都是先念语录，再举报些浪费水、放蔫屁、不跟群众打成一片等“资产阶级坏作风”。我已接受“华”“夏”二先驱的前车之鉴，低眉顺眼做了严肃检讨——其实自个儿都不知说了什么。
散会后，小心翼翼沿墙根儿溜出来，竟跟造反派头子撞了个碰头彩。‘反头儿’一脸凶光，后槽牙咬得咯吱吱山响。后来才知道，造反派成立了个“专案组”，把我在“文革”前发表的72篇稿子全都翻了出来，逐字逐句进行“革命校对”，竟一无所获……
那些日子，我就仿佛脑门子上顶了个AIDS符号，无论在哪儿露头儿都能吓跑一帮人，连平日最好的朋友也退避三舍之外了，一瞬间变得孤零零的，像个死囚，等待着处决的日子。
1969年冬，农机部喊着“好人好马上三线”、“把三线建设好，让毛主席睡好觉”的口号，指令厂里调集四百余人支援贵州。当时造反派已经全面夺权，叫谁去自然是他们说了算。
我被车间主任叫去厂部，小屋里挤了一圈儿的是十几个红卫兵，或依或靠，环抱双臂，白眼珠纷飞，空气里冰棱根根尖耸。我明白，要是不答应，这帮人立马儿就能像碎纸机一样把我的神经碾成渣渣儿，最终也是在劫难逃。于是，交流就变得简单快捷了。
“响应毛主席号召，决定让你完成支援贵州三线的光荣任务，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服从组织安排。”
“有什么困难吗？”
“有，但我自己解决，不劳领导费心。”
每一个被调遣的人都在这屋子里有过那么一次对话，有的哭得昏天黑地，直挺挺晕厥；有的高门大嗓把不知谁的祖宗八代女眷逐一问候N遍，有的下跪求饶喊爹叫娘，但均以失败告终了。也有个别“顽固不化”的，造反派就用大字报把他家门窗贴了个密不透风。大字报上都是毛主席头像、语录、诗词，你要敢撕就是反革命，“罪加一等”。全家人只能坐在屋外冰冷的地上瑟瑟发抖。
我是第一批走的。那年的隆冬，刚结婚不到半年，就和妻分开了，我没让她去车站送，怕她受不了。我一个人坐上了那趟火车，每一扇车窗都是开着的，外面的寒风却吹不进来，因为窗口已被人头堵得死死的，绿皮火车内外的手臂长在了一起，哭声阴阳顿挫，此起彼伏。
在迎接最后一批来黔人员时，我再次见到了那位曾对我横眉立目咬牙切齿的造反派头头，就是他用尽各种卑鄙手段，“动员”了至少四百余人离乡背井、远赴贵州的。此时，他的脸已由彤红变成了绛紫，又由绛紫变成了土灰。
他眼神凌乱，任人不理，后来才发现是受了点儿病，只要见到红颜色的布，都要抓过来，扔在地上狠狠地踩、不停地跺，嘴里还念念有词，直到精疲力竭为止，谁也拉不住。
最终，为了摘取一面挂在山腰上的旗子，掉进了山涧，连尸骨都没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