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温州模式”闻名全国，几成民营经济代名词，温州人以精明、会做生意定格在世人的记忆中。近10年来，温州以“炒房团”、“炒煤团”被舆论关注，最近两年，“老板跑路”、“金融风暴”、“房价暴跌”……一次次成为舆论焦点。
盛名，温州当然有它的理由，比如，温州拥有252个异地温州商会，230多个国外侨团，这一点，很少有城市能比肩；奔波在外的温州商人和企业家，大部分过着早年简朴的生活、为财富孜孜以求。
真实的温州又是另一番样子：一个三线城市，交通拥堵已不亚于大城市；即便已连续下跌三十多月，中心城区房价依然可以媲美北上广；再有就是居住环境的糟糕——城中村、居民和广场舞大妈高音炮对抗……
很多温州人对舆论的误读感到委屈，比如这些常年奔波在外的企业家群体；还有本地居住的温州人，每天面对糟糕的生活环境、很早就开始忍受高房价；以叶永烈、傅国涌为首的温州文化人更是慨叹——和追逐财富相比，温州文化已然荒漠！
这种“委屈”，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尴尬，是财富与文化间的严重跛足，是畸形房物价与城市建设的高度背离——尽管温州经历了1985年、1993年和2000年三轮城市总体规划的洗礼，但温州城市建设相对于国内其他大多数城市却步履蹒跚。
那么，如何改变文化、产业环境和民间财富之间的反差，如何改变舆论形象上的温州和真实温州的严重背离？
请听来自温州的声音，请看即将到来的城市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