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李沁云从波士顿学院毕业时，在校园内的巴普斯特图书馆留影（受访者提供/图）
34岁那年，李沁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放弃在美国稳定的工作和生活，重新成为学生，投身于心理咨询行业，将精神分析作为一生志业。
在她看来，心理咨询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那是一个安全、私密的空间，咨询师与来访者一起触碰那些被压抑的情绪和记忆，帮助来访者更好地理解自己。与时下热门的短期疗法不同，精神分析的深刻性是独有的——长时间、高频率的投入，就像咨询师帮来访者重新“生”、“养”一遍自己，让来访者重新体验一遍未曾拥有过的健康关系。
1981年出生的李沁云从小就对人的内心世界感兴趣。本科从北京大学心理系毕业后，她发现主流心理学更偏向神经科学，于是转向文学，短暂做过记者，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学。她的所有经历都围绕着人的心灵和情感，真正让她感到“归位”的是精神分析的世界。
李沁云如今44岁，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独立执业心理咨询师、波士顿精神分析学会成人精神分析项目候选人。在面对一个个真实的来访者时，她才更深切地体会到10年前的那个决定意味着什么——不仅是职业的转变，更是与具体、复杂的生命建立长久联系的开始。
这种联系往往伴随着矛盾和张力。有一位美国来访者在两个月里失约五六次，让李沁云很苦恼。分析师建议她把自己的感受告诉来访者，单位督导则让她“随便应付”。李沁云不喜欢对抗的氛围，但更不愿轻易放弃这个来访者。她忐忑地指出了访客的习惯性失约，来访者的第一反应是否认。那一刻，她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对方常用的防御方式。李沁云大胆说出：“你似乎想通过习惯性的失约来唤起他人对你的注意。”来访者再次否认，却显得轻松了些，还对她表达了感谢。
这类“看似失败”的案例在她的工作中并不少见，让李沁云更坚定地着眼于咨询中的“微小变化”——来访者不再沉默，或某个长期回避的话题终于被提起，或咨访关系中出现一次意外的碰撞……这些瞬间没有戏剧性的“治愈”，却蕴含着心灵成长最真实的模样。“人的改变不是那么容易的，”李沁云说，“哪怕是通过精神分析或者心理咨询。”2025年，她出版了《心的表达》，记录了自2017年至今的临床思考和感悟。
在美国生活21年，李沁云始终感受到一种与母语环境失联的不安和孤独。母语写作成为她对抗孤独的重要方式，也是一次心灵的“返乡”。《心的表达》中沉静而细腻的文字，正是在呼唤人际的联结、人与人之间的支持和理解。
“如果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发现自己还是希望跟别人发生一个很深刻的联结，那不妨在你觉得舒适的时候去尝试一下。因为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它总归是一种体验。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过程，是一场非常盛大的体验。”李沁云对《南方人物周刊》说。
以下是李沁云的口述：
从“失败之书”到精神分析之路
在我出版《心的表达》之后，有读者认为这是本“失败之书”，因为其中没有写到任何一个来访者完全康复的故事。但写这样的故事不是我写作这本书的出发点，我只是记录我工作中真实的所见、所感、所思——这其中恰好没有特别成功的故事。因为人的改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哪怕是通过精神分析或心理咨询。
我为什么选择精神分析？我想说一个以前没有提过的答案——既然人的改变这么难，心灵的进步是如此艰难和具有挑战性，我希望自己能够有耐心去陪伴来访者，并引导他们完成这样一个过程。精神分析是最深入也最需要长程进行的一个心理咨询流派。虽然每个流派的咨询师都要与来访者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都能对咨客实现帮助，但精神分析能够实现人格层面的改变，它的深刻性是独有的。
我从小就对人的心灵世界、我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及我们作为人类存在的生活世界特别感兴趣，这种好奇心和渴望一直驱动着我。本科在北大读心理系的时候，临床心理学不受重视，师资不足，我自己也没有体验过。我当时保送了心理系的研究生，但我觉得在心理系学不到跟人的心灵世界有关的东西，它主要偏向神经科学。于是我做了个很重大的决定——研究生院开学前，我退学了，还给学校赔了钱，户口被派遣回家的文件上被盖上了“待业”的章。我决定学文学，我觉得既然心理学这条路走不通，也许文学才可以真正研究人的心灵。
后来学了精神分析，我意识到我的“好奇心”是弗洛伊德理论中“生本能”的一部分，是生命力的一部分。很幸运，我是一个生命力比较旺盛的人，四十多岁仍然没有失去好奇心——它不但没有消退，反而一直在壮大。作为精神分析候选人，我也希望能在与来访者一起工作的过程中，帮助他们唤醒和壮大对心灵、对生活的好奇。
精神分析不会快速给你答案，不是告诉你“该怎么做”，而会帮你整合过去经验的碎片。如果你去亲身体验精神分析，会发现整个过程像是把你“重新怀上、生下来，重新养育一遍，再目送你离开”。不是再体验一次创伤性的养育，而是去经历能够抚平、疗愈创伤的新的“养育”。当然，这是一个隐喻，毕竟分析师不是你的生身父母，但他们会在内心层面陪你走一段过去没有好好走过的路。
精神分析是一个难以捕捉和描述的过程。它是一种体验。你只有自己经历过后才会明白，明白之后也未必能够讲出来。有长程来访者告诉过我：“一开始我觉得咨询没用，过了几年，我突然觉得自己变好了，但我也不知道改变是怎么发生的。”我心里特别开心，就是这个感觉——就像小时候长个儿，你说不出来自己什么时候长得这么高的，是一点一点才长成了今天的样子。
很多人问我，你怎么处理来访者这么多复杂的情绪？你怎么防止消耗自己？其实防止不了，但没关系，因为这就是这个职业的一部分。我每周见四次训练分析师，至今谈话五百多次了，这不仅带给我专业知识和技术，还带给我一种内在的空间感，一种温柔、稳定的生命力。多年的训练让我已经可以接纳并消化来访者告诉我的一切，不会堵在心里。
长期浸泡在精神分析的环境中，我不断拓宽自己的心量。我的内心空间腾出来了，便更有能力帮助来访者处理他们的情绪。
2025年7月19日，广东顺德的单向空间书店，李沁云和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人类学学者袁长庚在《心的表达》新书分享会上（受访者提供/图）
咨访关系的本质：信任、耐心与真实连接
咨访关系当然会带来不对等的感觉。其实在任何关系里，权力关系都存在。你找医生看病、你找律师打官司、你找老师学习，在这些场景下，关系都是不对等的。
而咨访关系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它发生在完全一对一的私密空间。这种设置本身会放大很多感受和体验，包括我们过去面对权威形象的创伤经验。所以我特别感谢我的来访者，他们愿意跟我开始一段新的咨访关系已经是一种巨大的勇气。
建立咨访关系，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大家普遍存在着不信任。当然，信任不是一蹴而就的。一些来访者既想信任又害怕信任咨询师，这种矛盾是特别正常的。在这种矛盾中，有一半是“你决定来做咨询，你想要说出来”，另一半是“你说不出来”，而后一半就需要咨询师的工作了——去接纳你的矛盾，帮助你慢慢说出来。
如果我有五个来访者，那就意味着我要先建立、再维持五段相当亲密的人际关系。而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非常丰富，情感和情绪都有很多张力、矛盾和扭结的部分，像一部交响曲。每段关系都需要耐心，不仅仅是咨询师要有耐心，也希望来访者能在咨询师的帮助下具备一定的耐心。
我自己在接受分析时，也有误解分析师的时刻。我在精神分析学会入学不久，偶然听到另一位候选人透露其分析师的名字，与我的是同一个人。我特别不开心，就跟我的分析师谈。当时她说了一句“因为你是独生女……”，话说到一半，我就打断了她，因为我接受不了这半句话。我对她提出抗议，说“我是独生女怎么了？！”，接下来好几天在咨询室里都不理她。但她接纳了我的沉默。
后来我终于开始说话，她才说出完整的解释：“因为你是独生女，所以你更难接受我也在分析另一个候选人。”她本想表达对我的理解，但我当时体验到的却是被指责。
我太理解这种“误解”发生的瞬间了。如果咨询师能“接住”你，那些误会也有可能变成关系深化的一个机会。我希望大家在心理咨询中产生不好的感受时先不要急着离开。很多人或许经历过一些破裂的关系，习惯“抽身而退”。但咨访关系可以是一次例外，你选择留下，多一点耐心，也许会有不同的体验。
来访者如何才能信任咨询师呢？只有当咨询师已经足够了解访客、站在访客的角度看问题的时候。这就涉及共情的问题。不是廉价的共情，必须是来访者感觉到咨询师真实的共情才行，所有的分析和探索都是基于这个前提的。
不管咨询师在咨询室里呈现出什么样貌，来访者都会以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去体验这个咨询师。精神分析会认为，来访者叙述内容的绝大部分都是关于他们的内心世界和已有的人生经验的，而不一定是直接关于咨询师的。
咨询师当然有其真实的面貌，但这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来访者走进咨询室时，他对咨询师产生了什么样的印象，而这也许反映了来访者心灵空间里的内容。
2024年8月25日，北京，两个小女孩在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被形象可爱的儿童心理健康筛查机器人吸引（视觉中国/图）
极具文化色彩的阻抗
我认为中国来访者与西方来访者最大的不同，大约是对权威形象的害怕和抗拒。
当代很多中国人都有面对权威形象的体验或创伤史，比如威权式的老师、控制型的父母。我们小时候，面对特别严厉的老师和家长，常常得不到温暖的回应。而这种创伤史在咨访的环境里常常被唤起，并投射在咨询师身上。咨询师本该是承接你心里话的一个人，却往往被体验为一个权威者的形象，这是一种非常有文化色彩的矛盾。
我作为华人咨询师，在美国工作也一直遭受着很大的挑战。在美国的环境下，种族是不可能被绕过的一个话题。对我这种非美国主流族裔的人来说，我需要考虑更多因素。但同时，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对中国来访者带有文化色彩的阻抗也更加敏感，能更好地捕捉。
面对说中文的来访者，我会在提问之前做一些铺垫。因为我很清楚，有些问题提出来，即便我没有施加负面评价的意思，对方仍可能会感到受伤。
举个例子，假如一个年轻女性跟我讲，她恋爱好几年，想结婚，但男友不想结，对方不做家务不也帮忙。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会想问，“那你怎么还跟他在一起？”“你为什么还不离开他？”
但这样的问题，在咨询的语境下常常会被体验为指责。所以我会做一点铺垫工作，“我接下来想问你一个问题，可能听上去会让你有点不舒服，但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我只是想更多地了解你的想法。”在一番铺垫后，我再问“为什么”、“怎么”的问题，对方往往就能够接受。
“为什么”和“怎么”，这两个词在中文语境下杀伤力特别大。我自己也有过这种感受，当别人问出这两个词，好像在指责我，好像我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我很感激我的来访者，人与人的沟通本来已经很困难，你仍选择进行这样一场沟通，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动人的事情。
目前我的工作也面临一个新的困境。特朗普上台后，对留学生、新移民都非常不友好，而我的来访者主要就是这样的人群。这些留学生或者留在美国工作的年轻人受到的冲击很大。他们正盼望着创造一个更稳定、更舒适的生活时，却丢了工作，很多人就无法承担心理咨询了。
但我们把眼光放宽、不仅仅停留在咨询室内时，你保留一个内心的空间，保留一定程度的关照自己内心生活的能力，反而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留住空间感：内在自由与当代焦虑的抗衡
2020年，我一个人住在以前全家四口住的房子里。新冠疫情隔离的那段时间，我感受到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孤独。我已经在美国生活21年了，人在异乡，远离母语，远离长得像你的人，远离与你说着同样语言的人，那种孤独是无法长期承受的。
我写这本书，就是在呼唤人际的联结，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支持和理解。有朋友说，我的文字风格还停留在1990年代，现在的年轻人不这么写。我不管，我写我想写的东西，如果它有价值，它会找到自己的读者。
我们当代人越来越不敢试错，害怕不确定性，我完全理解大家的担忧。但我依然想问，你心里还有没有那个愿望，想与人建立深刻的联结？如果那个愿望尚存，哪怕只是在深夜偶尔冒出来一次，那不妨在你觉得舒适的时候尝试一下。即使失败，总归是种体验。
学精神分析是很贵的，我经常会感到“肉疼”。光是训练分析的费用，有时候一个月都会超过3000美元，我付费写支票时手都颤抖。但精神分析确实给我提供了太多的东西。我最初只是希望能更多地了解自己，没想到后来还收获了心灵的相对自由、内心空间的相对空旷、生命动力的不断成长。
精神分析真的能让人变得更有生命力。我自己接受了五百多次训练分析，你问我谈了什么？我很难讲得出来。我和分析师从来没有谈过时间管理、锻炼身体这些事，但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越来越有活力了，我的身体想多运动了，我能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更好了，这种变化是从内部生长出来的。
时下比较流行的短剧、情绪价值这些现象，我觉得它们都有合理性。大家都有情感需求，这些新兴的东西既然能提供疗愈感，那就有它的存在价值。
我自己也看短剧，而且看了不少。今年春天有几天我生病了，什么也干不了，就躺在床上看短剧。我一开始只看横屏的，后来竖屏的也看了。其实它能提供一种很快速的情绪满足，很多人上下班在地铁上看两集短剧放松一下，那种轻快和被理解的感觉是很真实的。
我认为它们更像是一种“情感按摩”，能暂缓你的不适，但如果想获得真实的体验和成长，还是需要另一个真实客体的参与。
如今很多人会用AI进行内心的对话。AI也许能“回应”你，但它无法代替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我们的创伤往往是由他人造成的，疗愈也需要在人际关系中完成。心理咨询、精神分析是不会被AI取代的。
我们是社会性的动物。或许有人会说他爱上了AI的声音，但当你意识到屏幕背后那个“人”并不存在，永远不会来到你的身边，这也许会造成一种新的创伤。
我相信，当一个人真的体验了精神分析、经历了心灵的成长，你会变得更有力量，更热爱生活，也更能爱别人。而这，就是精神分析最迷人的地方。
精神分析教我要有耐心。不是迅速分类、贴标签，而是停留，是反复回味，是愿意去等待某种经验在自己和来访者身上生长出来的时刻。我不相信有什么速成的疗愈。你看到我今天的状态，其实是我用了二十多年才积累出来的。
我在精神分析学会看到那些七十多岁的分析师，背已经驼了，还在坚持工作、教学和督导。他们用苍老的身体做着最细腻的有关心灵的工作。这让我有信心：心灵的自由，是值得用一生去追求的。
这条路走得不容易，正因如此，我愿意继续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