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1980年生，山东人，小说家，执教于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著有《木兰辞》《星辰书》《来访者》《月光下》等短篇小说集，2025年出版代表作集《河水从北方流淌而来》。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等。图为蔡东在家中读电子书 （受访者提供/图）
失意的市民
蔡东不打游戏，《黑神话·悟空》是一个例外。抓住她的不是玩法，是火铃草和山风声。图书馆的窗外正传来断续的装修声和鸣笛声。蔡东向远方望去，“在深圳，我好久没听到过纯粹的风声了。城市的声音以噪音居多，那种自然的山风才能重新开启听觉。”
蔡东的小说和生活都在城市中，同时又与它的高歌猛进保持距离。2006年，几乎没有离开过家乡的蔡东从山东南下深圳，找到了一份教大学语文的工作，一直干到今天。
故乡小县城是由几代人亲密交好构成的熟人社会。在蔡东看来，深圳几乎是它的反面。“市声嘈杂，熙熙攘攘，具体到单个的人，又是沉默私密的。”在深圳坐出租车时，蔡东总是紧紧抓住扶手，无法适应这个城市“变态的速度感”。她不喜欢社交，因为看上去人人都友善得体，却永远无法走进彼此的内心。宅家反复观看马普尔小姐和大侦探波罗的剧集，是她最大的乐趣。
这种异质感，转化为文学时却遇到了障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蔡东苦恼于如何书写这个城市。她常对作家好友感叹，“深圳太难写了。”作为一个在经济上快速崛起的城市，它并不像北京、上海那样，有着深厚的文脉传承。作为一个移民，她总感觉自己写的是“外来人的深圳”，而非真正的深圳。
2015年，蔡东开始致力于开拓城市文学的多样性。她对准了深圳中产阶层的精神困境：他们衣食无忧，却“依然绝望，依然扭曲，依然低落，逃跑的冲动强烈涌起却终被深埋，人生朝着平庸无梦的深渊直直地坠落下去”。
在某种程度上，蔡东的小说为失意的市民而作。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他们不够灵活，不够迎难而上，不善于使用工具理性，因而无法嵌合城市庞大机器的齿轮。蔡东说，她同情自己笔下那些不成功的中年男人：升职失败的美术老师、裸辞的父亲。至少他们身上有理想主义，有拒绝服软的力量。“可惜，在一个失却多样性的窄门里，在一个扭曲的价值体系中，他们未获认同，自己的秤砣又不够分量，摇摇晃晃地，双手互搏着，终至于自己消灭了自己。”《天元》中的陈飞白，因为反感金融职场的狼性文化，一再逃避面试。她写了一首诗《瞄准，瞄准》——成长路上，父母为她报名的各种比赛都需要“瞄准”某些标准才能获奖——但是，“我活着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一次次的不瞄准。”
在课堂上谈到文学和电影中的隐喻时，蔡东常播放电影《孔雀》的片段。
张静初饰演的卫红骑自行车在小镇的闹市中飞驰，灰白的人群中升起一片轻盈的天蓝色。参选伞兵失败后，卫红回归了乏味机械的生活。但在这个梦幻的时刻，她把自制的蓝色降落伞拴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迎风张开双臂，品尝着飘扬的滋味。传统的母亲无法忍受女儿在街坊中丢人，将降落伞一把拽下。
不管是为了加学分还是有感而发，学生接连举手回答，降落伞象征着梦想、自由、勇气、反抗精神。
蔡东认为，00后也许是“不再看（纸质）书”的一代人了。 “但他们的感悟力和灵敏度很高，教育通过其他形式也能传导过去。”
“我希望这些电影在学生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当他们成为中年人，心中有各种困惑，这些东西可能自然地从心里长出来，给他们一片绿荫。”
在北方老家，蔡东拍摄的4月（受访者提供/图）
文学是让人透口气的东西
南方人物周刊：如果只能保留家中的一本书，你会选哪本？
蔡东：只选一本有点难。若是上初中那会儿，肯定选《飘》，那个暑假没日没夜读这本小说，疯狂迷恋郝思嘉，捎带着也喜欢白瑞德，目之为极具男性魅力的小说人物。人果然会长大的，现在别说喜欢白瑞德，恐怕都要避之不及的。现阶段的话就选《红楼梦》，因为就剩一本了，总要选个耐读的。
南方人物周刊：最喜欢自己创作的哪个角色？
蔡东：应该是《照夜白》里的主角。她教书多年，有一天突然无比厌倦说话。就是她拒绝说话的这个时刻，可能迎合了我的某种深层愿望。她有那种彻底性。到最后她不再参与任何聚会，要她去授课，她就假装嗓子坏了。当然，也许她还不够（彻底）。比如，一个人能不能在自己嗓子不坏的情况下也能不说话。（笑）
南方人物周刊：硕士毕业后，为什么选择当大学老师？
蔡东：谈不上高尚的理由，因为它半自由，有寒暑假。还有，我喜欢年轻人身上那种非功利的、不世故不油腻的东西。
我很社恐。要参加大活动的当天，如果在家里垫着椅子找东西，从椅子上下来时，脑子里就会闪过一个念头：希望我的脚突然崴了。这样就能顺理成章地不见陌生人了。
见学生反而不用这种心理建设。跟他们的关系没有太多复杂性，我只是把我最好的东西分享给学生，希望能带来改变。比如我推荐《黑镜》、顾长卫的《孔雀》《立春》，让他们反思科技到底带来了什么，女性的困境不只与爱情有关。不要被某些东西裹挟着走。
南方人物周刊：如何平衡教学与写作的精力？
蔡东：我是回避型人格，一般不会要求别人，但对自己，可做可不做的事，到最后就选择不做了。这可能限制了我的小说产量。平时要上课，我的时间是碎片化的，就要求自己一直保持阅读积累，在寒暑假才会进入写作周期。永远是“正在写”，稿债总是还不完。
蔡东初中时看的《飘》，被她从北方带到南方（受访者提供/图）
南方人物周刊：你从2003年开始写作，2007-2010年间为什么有三年停笔？
蔡东：很正常，那时候要当班主任。我要完成从大学生到劳动者的转型，有太多东西要学习和适应。忙着了解这个职业、了解学生，那段时间没有写作的心情。
生存如此，没什么绝望或不甘。我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向来不是精力充沛、能兼顾好所有事情。我只是暂时把热爱放了放。而且我对文学的热爱并不悲壮，并不宏大，它只是一个微小的热爱，这种热爱已经足以支撑我的生活。写作类似于情绪稳定器、精神降压药、把人从泥淖中拉出来的一双温暖的手，是永远可以依仗的最终的托底之物。“还好有写作”是我经常倒抽一口凉气、悄悄对自己说的话。
工作的事都理顺了，就仍然回到最爱的那个事上来。
南方人物周刊：重新拾笔后写的《往生》获得了《人民文学》首届柔石小说奖。这篇讲的是六十多岁的儿媳康莲照顾她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公公的故事。当时你还很年轻，为什么会关注到老年群体？
蔡东：小说写作于2011年，2012年发表，它源于我对人的根本困境的关注，只是用生老病死的形式来呈现。这个跟年龄没有特别的关系。我好奇的是，一个人失去了智能、记忆之后，他怎样以人的形式活在这个世界。
自己身边有很多非常智慧的老人，他们的生命突然走到了这样一个至暗的阶段。当时这对我的冲击很大，就想把这种群体的状态写出来。
南方人物周刊：自己笔下的人物找到困境的出口了吗？
蔡东：并没有。出口往往也只是暂时的，探出头来透口气而已。进一步说，文学不为解决难题而存在，文学大概也是让人透口气的东西。
南方人物周刊：关于照顾老人的细节，包括医院围观排便的过程，很多素材是通过电话采访其中一位原型得到的？
蔡东：对。因为这是一个现实题材小说，我自己没有照顾过这样的老人。这个过程是很（琐碎的）。你要跟她不停地聊天，漫无目的地聊。而且不能目的性那么强地说，“你给我说说老年人怎么样了。”反而有时她很不经意的一句话，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它是文学，我可以用在小说里。
最早，我以为病房的安排是有性别的：毕竟要经常裸露自己的身体，还是有保护隐私的需要。
后来问了我才知道，病房哪有这么多讲究，一个生病的人好像是不配有这么多的。你得到的最大的尊重就是把病治好。医院的多数病房其实是男女混住的，但夜里上厕所、医生来打针，病人都得裸露出自己的身体。知道了这个细节之后，我把它写到了小说里：一个生病的人，其实是没有性别的，再者，人老了之后，也是没有性别的。
她还告诉我，老人排便的时候要用手（伸进去）辅助，其实手上的臭气是几天都不会消散的，哪怕你洗很多遍。没有这种生活体验，是很难写出来的。
蔡东（右一）在小说集分享会上（受访者提供/图）
另一种城市空间
南方人物周刊：植物在你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植被的异质性，也是你对深圳异质性的原初体验。为什么对植物如此敏感？
蔡东：跟植物交往，不会受到伤害。植物比我们（人）更早来到南方。在植物那里，我更多感受到的是它们生命力的充沛，它们才是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
作为一个北方人，来这里很容易被震惊：深圳的植物长得挺像动物的。它们叶子上是有斑纹的，就像豹纹、虎纹、斑马纹一样。那种茂盛的程度，让你感觉到它们像动物一样，是会呼吸的，是有肢体语言的。
刚来时，我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首先认识的就是：这里的植物跟老家的杨树、柳树、大槐树不一样。可能在认识陌生的城市之前，我首先想先跟这些陌生的植物变得亲切。
冥冥中，我觉得如果现在自己仍是一个北方作家的话，第一，我的笔下不会有这么多植物；第二，我的笔下不会有这么多雨水。
南方人物周刊：雨水如何启发你写城市生活？
蔡东：我最近有一篇小说叫《外面下雨了吗》，写了城市里各种下雨的场景。我在思考的是，如何去拓展城市书写空间的问题。我之前也在文学课上讲，不要一写城市，就写高楼大厦之类的符号化的东西。从外面看，城市有宽阔的大陆，密集的建筑，但是它跟我们过去的生活差异性最大的，恰恰是地下的空间。
在过去的经验里，父母骑自行车上班，中午回家吃饭。现在，大部分城市人上班，都要先从地面进入到地下，坐地铁，甚至经历一小时左右的黑暗，再升到地上去。还有，商场或社区，都有地下 1-2层的超市。
有一次我到万象天地的一家超市，外边下了很大的雨，超市收银的女孩看到大家拿着伞，她非常惊讶，那么茫然地看着我们问：“外面下雨了吗？”
因为她从早晨进来地下就没出去。她所经历的时间、天光、对外界的感知都在改变，通过外面的人带来信息才知道下雨了。因为这句话，我写了《外面下雨了吗》。
书写拓展都市人的空间，所拓展的恰恰是极其封闭、狭窄的部分。都市有庞大的一面，它吞噬人，让人觉得陌生、不确定、不可把握、难以认识。 但是有一部分人，他在都市的生活空间是不断被压缩的。比如说，工作的一个小格子间、单身胶囊公寓。
南方人物周刊：你对空间的敏感度很高。
蔡东：是的。近两年我写的《日光照亮北斗》讲科技园的女IT工程师租阳光房的经历，有很明显的深圳元素。不过这个小说还不是《蜗居》的写法，我写的是人内心对一个城市的隔膜感，感到各种可能性在被压缩消减。
比起钢筋森林，我写的是城市的穴居、逼仄和隔绝性。首先是空间上的隔绝，然后是人与人心理上的隔绝。大家都是熟悉的陌生人，就像日本的说法是无缘社会。
我小时候生活的县城只有几条街，人与人之间谈不上隔阂。那里也不会有让人陌生、焦虑的部分。而在庞大的城市，自己的生活半径就只是商场和上班吃饭的那几个地方。我在庞大的城市中看到生活空间的闭塞和狭窄。某种程度上，你的情感空间反而是压缩了，不如一些小地方的人那么舒展了。
好像人是不属于城市的。不像植物，它的根系是在这里的。你看到的是它在地面上的部分，它地下的根系可能比它的树冠要庞大得多，可能这就是人跟植物的区别。植物不是这里的过客，而是在这里常驻。
蔡东在深圳华侨城中学与初中同学交流文学（受访者提供/图）
南方人物周刊：除了深圳，你的小说还有一个地标：北方小城“留州”，许多人物和故事在这两座城市之间穿梭。留州的原型是你的家乡（山东）德州吗？
蔡东：早期写到很多从留州来到深圳的人、归乡的人，现在这都不是我的写作重点了。现在更多转到发生在深圳本地的故事上来了，关注年轻人在这个城市遭遇的困境。因为再去碰“乡愁”，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它才能新鲜别致。
留州有家乡的很多印记、特质包含在里面，但是我的家乡并不特殊，很多北方小城市可能也有这样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用家乡的名字来指代它，而是取了另外一个名字。
留州的人际关系更紧密，没有大城市的流动性，连房子都很少流通。而深圳是一个太特殊的存在，很多故事只能在深圳发生。它是整个国家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样本，跟其他大城市都不一样。这可能就是我在小说里对深圳直呼其名的原因。
最近写的《窗前一棵丹桂》也是一个发生在深圳的故事。有时我发现，在这里，要倾诉也好，遇到困难、急事也好，手机通讯录上也有一堆，但就是找不到一个（能响应的）人。在老家，这种事不可能发生的。大半夜你突然站不起来了，可能孩子就在身边（帮忙）。孩子不在身边，七大姑八大姨也在，几十年的世交也在。在老家，这篇小说的故事就不成立。
南方人物周刊：你提到，邓一光的小说启发你更好地书写深圳，可以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吗？
蔡东：此前，我认为深圳“不可书写”，或者说，一写就是俗套，多以旧笔法写新城市。另外，始终觉得这里陌生，不知怎么把握，也就没勇气下笔。而邓一光老师呢，他是用小说建构自己的城市，形成个人的城市史。他认为两千多万人，可以有两千多万种叙述。他的观点很有启示性，我随之清除了头脑中顽固而陈旧的认知，一些符号化的东西，真正去感受此时此地在发生什么，并把最强烈、最个人化的感受写下来，这样才有了《日光照亮北斗》等一系列作品。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小说中写道，“意义不在重大的事项里，而在日复一日的平淡庸常中。”这种在平淡中找到意义的体验是怎样的？这算是惯性吗？
蔡东：这是属于我个人的生命体验。越平淡越自在，内心宁静是元气和创造力的秘密源头。如果这是惯性，那还挺乐在其中的。一直追求非凡、精彩、鲜花着锦，闹哄哄的，人会跟着七零八落。如果是武侠小说中的角色，大概内功早散掉了。人到中年要善作取舍，我是非常主动地从损耗心力的事务中撤离出来，那种迅疾和坚决，几乎跟逃跑一般。
南方人物周刊：《天元》中的陈飞白、《无岸》中的柳萍，你的许多角色都有这样的态度。他们做一道小菜、泡一杯茶、手捧古代文学著作就能获得极大的满足，但是拒绝内卷，不够上进，从世俗的标准看，他们是异类/失败者。年轻人要在大城市生存，这种回归生活、放弃竞争的选择，是否只是一种想象？
蔡东：不是一种纯想象性的东西。生存不易是事实，但别低估日常生活安顿人心的力量。人最终不是靠成功和鸡血活着的，正是习惯求之于外，才有那么多烦恼和不平。对我来说，有时间有心情，不怕麻烦地做一道家常菜是很重要的事。向着知天命之年疾驰的日子里，一个人要非常确切和清楚地知道，哪些事情让你快乐，给你真实的快乐，而哪些事情并不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