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鹭片区的城中村采访，感受最深的情绪是迷茫。整个康鹭就像一个生态系统，分工不同的人相互依存、寄生和竞争，联系紧密，但他们却并不是很了解自身以外其他部分的人（见第745期封面报道《一个服装业城中村的变局》）。

我问制衣厂老板，服装批发档口怎么选择款式，又是怎么在中大布匹市场挑选布料，他们说不出具体的细节，因为他们只需要在厂里等待布料店送布上门，再将衣服制作好交给上门取货的物流公司。他们关心的事就在一厂之内，其他的环节，档口老板会负责。

我问车位工人，知不知道搬迁清远和拆除顶楼违建的事情，很多人睁大眼睛看我，“还有这样的事？”偶尔问到一个听说过顶楼铁皮棚制衣厂被拆的人，她用庆幸的语气说，“我有个姐妹之前在顶楼的厂里，拆的前一天她就找到了新厂……老板？那不知道，老板肯定要承担风险啊。”

在制衣产业链上，一件衣服要经历从布料店、制衣厂、加工厂、物流车、搬运架到档口，每一个环节的人都忙着做自己的事，没有余力去顾及他人。在薄利多销的产业逻辑下，他们要拼命奔忙才能赚到足够生活的钱。

他们也不了解本地村民的生活。作为外来者，他们寄生于本地人的空间，本地人吸收他们的租金，但彼此可能连面都没见过几次。54岁的湖北籍制衣女工刘姐对房东太太的想象是，一个经常出门在外旅游的女人，因为她总在朋友圈发去澳门和香港的照片。刘姐没机会了解房东太太眼里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房东太太也没有兴趣了解刘姐的生活。新冠疫情过后，康鹭解封，刘姐两个月没有收入，问房东太太能不能减免一些房租，房东太太问她，“那谁来给我减免贷款啊？”

对外的迷茫向内转化为无法把控自身命运的无奈。制衣厂老板在康鹭做生意，赌的就是康鹭短期内不会拆，赌他们能在康鹭拆迁前撤出去，赌赢的人继续开厂，赌输的人重新开始或彻底退出。他们无法知道准确的信息，也难以转型升级让自己摆脱这无望的赌局。

制衣工人的选择更少，他们大多数时候只有长工或日结工的选项，康鹭订单多的时候，就做日结工，订单少了，争去做长工。当作为车位工不再被人聘用，他们就转去做尾部包装工人。在这个脏乱逼仄的地方，他们的目的只有赚钱。

将来有一天，如果康鹭真的要改变了，也许会像这次拆除违建一样，平缓地、悄无声息地发生。制衣村的消失，对在这里生活的人来说是一个早已有之的预言，算不上新闻，更不是事故。这片土地在有些人眼里，早该成为废墟，推倒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