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层红楼前，一些头发花白的老人拉着手，互相寒暄着。这个场景，很像《阳光灿烂的日子》。

这是1月12日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它的前身为北京师大女附中。48年前，这些老人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和老师。

她们的相聚不是为了话青春，而是为了一场迟到的道歉——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为她在“文革”中没有保护好老师和同学而道歉。

1966年“文革”时期，宋彬彬是学校里的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当时，在同班同学刘进的带动下，她们一起贴出了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标题是：“校领导把我们引向何处？”

大字报贴出后，学校秩序大乱，学生也无心上课，批斗校领导的行为时有发生。高潮出现在8月5日，该校卞仲耘校长被学生活活折磨死。

在道歉会上，宋彬彬说，校园里发生暴力致死卞校长事件，她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就离开了，因此，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我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当时，在得知卞校长被打倒后，宋彬彬等6名学生和李松文老师一起把她送到医院。医生却认为卞是“黑社会”，不愿施救。最后，在李松文老师的提议下，写下了他们7个人名字的保证书，医院方才施救。

这份救人的保证书，日后被人认为是宋彬彬等人打死卞校长的证据。

“8·5”事件13天后，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毛泽东，并向他献了红袖章。毛泽东问：你叫什么名字？她答：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毛泽东继续问。宋答是。毛泽东说：“要武嘛。”

两天后，这段对话以“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为标题，登载在《光明日报》上，署名为宋要武，括弧宋彬彬。宋彬彬说，她从来没有改名宋要武，也从来没有写过这篇文章，是记者虚拟的一个身份。

在历史的偶然性中，宋彬彬被卷入狂潮，卷上了天安门，卷到了毛泽东身边，卷入了另一个虚拟的身份——宋要武。

宋彬彬说，四十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我想借此机会，在了解我的老师面前再说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没有组织、参加过任何暴力活动，包括抄家、打人、故意伤害老师和同学。”说完，宋彬彬向在座的十几位老师深深鞠了一躬。

改革开放后，宋彬彬移民美国，对这段历史选择了沉默。直到2003年回国，在当年同学的帮助下，对学校“文革”初期的事件进行再调查，以还历史一个真相。

经过十多年的调查，宋彬彬选择站出来道歉。

“今天，我能面对当年的老师和他们的家人说出多年来我一直想说而又没有说的话，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受到的委屈、痛苦都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如果忘记了过去的悲剧，忘记了过去的错误，悲剧还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宋彬彬说，“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